2019年9月5日，共和国70华诞为本届成都车展增添了别样的喜庆氛围，人头攒动的大乘汽车媒体日活动现场，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大乘汽车董事长吴潇的搀扶下走上了主舞台，在现场一片闪光灯的聚焦中，这位八十四岁老一代汽车人和中国造车新势力代表吴潇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这位老人叫曹广洪，曾是大乘汽车前身富奇汽车的掌门人、抚州汽车工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风云人物。而这意义非凡的“一握”，也牵出了一段江西抚州汽车工业史上长达五十载的传奇历史。

 

三线建设中孕育的南昌汽车厂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台湾政权企图反攻大陆，美国挑起越南战争，新中国对外局势日益紧张。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线建设”。

据统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国家总计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组成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偏远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而这些特殊使命下打造的新中国工业基础，也最终成为当今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骄傲。如我们熟知的东风汽车，就是源于当年在湖北十堰建立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而被誉为“中国神车”的五菱汽车，也可追溯到当初的柳州拖拉机厂。

 

如火如荼的大三线建设场景

而在彼时的江西大地上，也掀起了兴办汽车、拖拉机制造的热潮。1969年，原隶属于交通部的南昌交通学校停办改厂，在原校址上成立南昌汽车厂筹备处，同时又抽调洪都机械厂、南昌通用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柴油机厂等十个工厂的技术力量，共同组建南昌汽车厂。1969年5月，基于“备战”需要，筹建不久的南昌汽车厂决定搬迁至抚州。原南昌交通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南昌汽车厂筹备小组副组长栁春芳率队进驻抚州接收和清点资产，着手修建生产基地，为整体搬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969年10月，南昌汽车厂全部迁至抚州，抚州汽车工业的火种就此被点燃了，抚州人的“造车梦”开始在这片“有梦有戏”的“才子之乡”正式上演。同年11月，南昌汽车厂正式更名为江西八面山汽车制造厂。1973年5月，再次更名为抚州汽车厂。

 

位于南昌市老福山的站前西路原南昌汽车厂筹建处(南昌交通学校)旧址

 

搬至江西抚州的江西八面山汽车制造厂的生产厂区平面图

不同于如今的工业4.0、智能工厂，彼时的汽车制造基本停留在肩拉手扛的初级技术阶段，而当时地方发展汽车工业，几乎全部仿制国产车型。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抚州汽车厂的建设者们依然大胆开拓、探索、尝试，主导开发了仿南京跃进、仿捷克太脱拉等重、中型卡车系列产品。1982年，其引进的北京212车身车架投产成功，抚州汽车厂从此走上了以生产轻型汽车为差异化发展方向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浪潮下激荡的富奇汽车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商品经济逐渐代替了计划经济，经济责任制、按劳分配的确立和实施，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随着改革大门的打开，通用、大众、丰田等国外汽车品牌纷纷来到中国市场寻求合作，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新的理念，中国汽车产业曙光再现。

1978年，“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简报“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正是邓小平的一句话，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1983年5月，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经营合同正式落笔签署。日后，其生产的BJ2020系列产品曾风靡一时，最高年销量甚至达到8.2万辆。随着第一家合资车企北京吉普的组建，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上海大众也相继成立，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改革开放下的“合资时代”。